案情回放：2009年2月~9月，上虞市A公司与B公司有煤炭业务往来。在7个月的时间里，B公司共购煤9次，合计139.76吨，总金额为105297.3元。A公司出具相应增值税发票并交付，但B公司有一笔11632.5元的货款未支付。

　　几经讨要未果，A公司一纸诉状将B公司告到上虞市人民法院。法院审理后认为，原被告之间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应予保护，但在这笔货款为11632.5元的买卖行为上，由于过磅单上的签名人为胡先生，而胡先生系上虞市一家鞋业法人代表，并非B公司职工。就买卖关系的发生这一事实而言，电子过磅单为直接证据，而增值税发票为间接证据，在两者不一致的情况下，应以电子过磅单为据确认事实。故驳回A公司的诉讼请求。

　　A公司不服判决，向上虞市人民检察院申诉。检察官审查后认为，原审法院判定在电子过磅与增值税发票不一致的情况下，应以电子过磅单为据确认事实的法律依据不足。从形式上来看，两者皆能单独反映买卖双方的合同关系，不存在谁更优先的问题。如果存在两者不一致的情况，则应该结合其他证据来予以事实认定，而非简单地直接依据电子过磅单作出判决。

　　检察机关启动抗诉程序，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最终改判被告B公司支付剩余货款。

　　检察官说法：

　　上虞市人民检察院 章天恩

　　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民事法律中的表见代理制度。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虽无代理权，但由于本人的行为，造成了足以使善意第三人相信其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与善意第三人进行的、由本人承担法律后果的代理行为。

　　若无权代理行为均由被代理人追认决定其效力的话，会给善意第三人造成损害，因此在表见代理的情形之下，本人要承担表见代理行为的民事法律后果，合同有效。

　　本案中，“本人”为B公司，胡先生为“行为人”，A公司为“善意第三人”。法院之所以改变判决，除了在过磅单和增值税发票的连续性印证外，关键还在于检察机关在再审中出示的一份新证据。在发生煤炭业务往来时，当时就职于被告B公司、从事锅炉工工作的员工证言，证明胡先生虽然名义上为某鞋业法人代表，但事实上其曾是本案被告B公司的老板之一，后来离开自办公司。故其签字应作为职务行为，由B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