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错未成年人既是社会的危害者，同时也是不良环境的受害者。通过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和保护处分制度，尽可能及早干预，可以及时有效地纠正未成年人的罪错行为，防止他们继续滑向犯罪深渊。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的贯彻落实，与少年司法的理念精神相契合，引领、贯穿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发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62条和《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第15条均规定，对涉罪未成年人应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羁押措施的适用。但在当前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过程中，仍存在不捕不诉率有待提高、后续跟踪帮教措施尚不完善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笔者建议，可从原则、基础和关键三方面入手，合力推进涉罪未成年人少捕慎诉慎押工作的优化建构。
第一，明确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和保护处分制度是原则。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和保护处分制度是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深化落实，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后期跟踪帮教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不少未成年人上学时不专注于学习，闲散于社会，甚至还实施小偷小摸、欺凌或敲诈等违法行为，此时若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与矫治，将来极可能实施严重的违法犯罪。罪错未成年人既是社会的危害者，同时也是不良环境的受害者。通过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和保护处分制度，尽可能及早干预，可以及时有效地纠正未成年人的罪错行为，防止他们继续滑向犯罪深渊。
第二，建立涉罪未成年人差异化羁押制度是基础。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中，应当强化“能不捕的就不捕”工作理念，减少涉罪未成年人被逮捕量。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四方面入手：一是严格把控涉罪未成年人逮捕条件。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并未针对未成年人适用强制措施作出特殊规定，司法实践中，各地多根据本地实际灵活把握涉罪未成年人的羁押标准。以笔者所在基层院为例，检察院会同公安机关、法院会签《关于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其中就未成年人涉及电信网络诈骗罪、盗窃罪等罪名专门制定了区别于成年人的移送起诉标准。对此，还有待于进一步统一适用规则。二是设置未成年人特殊逮捕审批程序。当前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批准逮捕，适用的是以“捕”为条件的程序，即批准逮捕无需书面出具理由，只有在不批准逮捕时需向公安机关说明理由。为此，可设置独立于成年人的逮捕审批手续，规定检察机关在批准逮捕涉罪未成年人时应当进行明确说理，并将说理文书交予涉罪未成年人一方。三是规定每案必须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体现了对未成年人利益实施最大化保护的原则，因此，应当明确规定对所有被逮捕的未成年人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同时各地区可结合当地未成年人犯罪类型、特点以及案件数量等情况，确定检察人员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具体时间节点。四是积极适用合适保证人制度。涉罪未成年人在不批准逮捕后选择适用强制措施时，经常会出现流动未成年人无法提供保证人、保证金的情形。此时，可以参照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对于涉罪未成年人无固定住所及无法提供保证人的，适用合适保证人制度。
第三，发挥检察职能全面落实跟踪帮教是关键。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适用以来，各地检察机关对涉罪未成年人不起诉比率大幅提升。但“不诉”并不代表“放纵”，检察机关需要从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加强后续跟踪帮教措施的落实。首先，应强化家庭保护责任。家庭矛盾和冲突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影响深远，涉罪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作为家庭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如不改变原先不闻不问或过于严厉、溺爱等错误的教养方式，涉罪未成年人重返家庭后极可能重新犯罪。因此，根据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检察机关可通过制发《督促监护令》、依法支持起诉撤销监护权等多元方式，改善涉罪未成年人的家庭成长环境。其次，应落实学校教育作用。一方面，涉罪未成年人符合重返学校条件的，检察机关应当积极促成其重返学校。另一方面，对不符合重返学校条件的人员，应及时将其送至工读学校、观护帮教基地等特殊地方接受矫治，减少其再次犯罪的风险，确保其顺利回归社会。最后，应引入社会力量。社会力量的大力支持，不仅需要检察机关发挥主导作用，还要有多方参与共建的联动考察帮教机制，如家庭教育专家、司法社工、心理咨询专家等专业人员开展个性化帮教，爱心企业、学校、社工等社会力量为涉罪未成年人复学、就业等提供帮助。
（作者单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