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涉外检察工作是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外检察人才的培养是检察机关依法深入推进涉外法治建设、融入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的基础。当前，涉外检察人才的培养仍处于初步建设阶段，在人才数量与地域分布、能力培养体系向度以及长期管理规划等方面，均存在困境。需从遵循涉外检察人才培养的应然标准和检察改革整体规划的角度，以分层分类的培养模式推动涉外检察人才“阶梯式”集群培育、差序培养，逐步构建起数量规模合宜、梯次结构合理、能力水平适配履职需求的涉外检察人才队伍。
关键词：涉外检察 人才培养 国际规则
一、涉外检察人才的需求面向
涉外检察工作已成为检察机关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要抓手。加强涉外检察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其基础在“法”、目标是“治”，因此更要从如何服务于涉外检察之“需”的角度出发，来构建涉外检察人才之“用”的培养体系。
（一）把握时代局势之需
随着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安全、金融监管等新兴领域的挑战日益凸显，国际竞争进入范围更广、领域更宽、层次更深的新阶段，越来越体现为制度、规则、法律之争。面对涉外案件“数量持续增长、类型日益多元”的发展态势，检察人员在参与国际司法协作、国际规则制定等活动中，不仅要具备开阔的国际视野与较强的国际沟通能力，而且要能够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国家利益，立足我国法治实践和检察工作实际，积极校验相关法律法规，以国际良法促进全球善治，力求通过高水平涉外检察履职，以法治的确定性来应对时代局势的各种不确定性。
（二）服务国家战略之需
涉外法治水平和法治能力是重要的国家软实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涉外法治建设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各类涉外经济风险、地缘风险伴随着国家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而向国家政治安全和发展利益传导，检察机关应当肩负起“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的改革目标和工作任务，加快打造一支兼具强烈国家利益意识、深厚法律专业素养以及扎实语言文化底蕴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在涉外司法案件办理、国际司法协作、海外利益保护等领域自觉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防范化解外部风险。
（三）深化检察履职之需
司法外事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外检察人才是检察机关司法外事的主要力量。检察机关既是涉外检察人才的客体供给端，也是主体需求端，“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可以视为加强涉外检察的直接目标”。不论是在跨境腐败治理和追逃追赃、深化国际执法司法合作方面，还是在完善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司法保障措施，以及加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法律适用问题研究等方面，都需要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在其中的要素性功能，“加强涉外检察人才队伍建设，是做好涉外检察工作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二、涉外检察人才的培养困境
涉外检察工作站位高、要求严、专业性极强。“加强涉外检察，根本在人才，核心在素能，关键在培养”，对其进行培养的任务、难度和不确定性都比培养一般法治人才要更大、更复杂。
（一）人才总量供给与分布结构不均
从数量范围看，目前收录在全国涉外检察人才在全国检察人员总数中的比重不高。从地理因素看：沿海发达地区的高能级开放强省和外向型省域集中，需要大量熟悉国际商事规则和海外知识产权保护等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边境地区的跨境贸易纠纷、涉边犯罪等案件较多，需要熟悉邻国法律、掌握小语种的专门型人才；内陆地区的一般性贸易纠纷、涉外劳务纠纷等多发，需要具备基础涉外法律知识与实务操作能力的通用型人才。总体而言，当前涉外检察人才呈现出在数量上“东多西少、东强西弱”，在地理上“沿海密集、内陆稀缺”，在结构上“通用型多、专业型少”等不均衡特征。
（二）专业能力与全面履职适配不够
“涉外法治是一国处理涉外事务的法律规范、制度与机制，是国内法治对外的拓展和延伸，是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桥梁纽带。”涉外检察工作的复杂性集中体现在广泛的法律监督、跨国法律的适用与协调、多元化的法律合作机制等方面，这不仅要求检察人员具备开阔的国际视野与较强的国际沟通能力，而且更要懂涉外检察业务类型和法治实践。从实际办理的涉外案件来看，当前已入库涉外检察人才的基本素能主要源自于其本人自身的成长积累，后期的培养缺乏对国际规则、国别法律、跨文化沟通的系统掌握和本土转化应用能力，具备“四大检察”协同履职综合专业素养的涉外检察人才不充分与当前新兴重点领域复杂案件量明显增长之间形成了高度紧张关系。
（三）培养机制统筹有余而优化不足
全国涉外检察工作会议指出，“要完善涉外检察人才培养机制，统筹‘选育管用’各环节，健全符合涉外法治岗位特点的专业素能培养体系，积极组织检察人员参与处理具体涉外事务、参与办理涉外案件、参加国际司法合作和国际学术交流等，在丰富的涉外检察实践中锤炼过硬本领”。当前，从培养主体上看，仍以检察机关内部培训为主，与其他政法单位、外事部门、商务机构、高校等的协同培养仍有待深化。从培养向度上看，“国际法基础+外语教学”的初级课程较多，且碎片化、同质化严重，专业深度不足。从培养实践上看，多数涉外检察人才缺乏国际司法协作、跨境取证等高阶实践和历练，理论与实践存在脱节。从培养规划上看，对涉外检察人才职业发展的全盘考虑和跟踪关注不够，一旦调岗或流失，前期培养的沉没成本较大。
三、涉外检察人才培养的路径优化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系列重要论述和最高检《2023-2027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中“健全涉外检察人才引进、选拔、使用、培训、管理机制”的部署安排，为进一步做好涉外检察人才培养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方向指引。
（一）加强涉外检察人才协同共育与科学管理
1.坚持本土深耕，深化检校联合选育与跨部门协同培养。一方面，要进一步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和最高检、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与高等学校合作的意见》等政策性制度意见，与高校共同开展涉外检察法治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专业特色课程开发、涉外检察实务教材编写等，确保涉外检察人才后备役、生力军的本土深耕。另一方面，要切实加强涉外实务部门的常态化交流协作和实务人才的互通互派机制建设，聘请相关人员作为涉外检察专家库成员、特约检察官助理、检察官教官等方式畅通内外循环，有效解决当前涉外重点领域师资紧缺等问题。
2.注重科学规划，健全分类管理体系与队伍保障机制。一方面，优化人才库分类。遵循“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这一总体培养标准，为不同水平层次、不同优势领域的入库人才制定差异化培养使用方案，按照“办案型”“研究型”“外事型”等实施分类管理、按需调用。另一方面，明确职业发展路径。涉外检察人才的培养是一项长期系统性工程，要在最高检全面统筹指导下，由省级检察机关制定涉外检察人才的中、长期培养规划和预期培养目标，有侧重地将涉外办案经验、国际交流经历等作为检察官入额、晋升、遴选等的重要依据，稳定涉外检察人才队伍根基。
（二）构建“梯度分级+地域特色”人才培塑模式
1.开展分级培养，提高履职适配。针对初级人才，侧重基础能力培养。通过定期集中授课等方式，强化基础性语言与涉外检察规范性知识技能学习，培养“能办案、会沟通”的基础人才。针对骨干人才，侧重专业能力建设。通过实战训练推动专业知识学习与技能转化有机结合，培养“懂专业、善协作”的骨干。针对领军人才，侧重战略能力提升。选派其赴国际组织实习、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增强检察人员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的政治敏锐性与斗争本领，培养“有视野、能引领”的复合型高端人才。
2.依托区域特色，服务国家战略。沿海地区可聚焦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国际化人才培养为向度，加强与所在地自贸区、国际仲裁机构等合作，侧重培养熟悉国际商贸金融、商事仲裁的人才。边境地区可聚焦周边外交，以涉东盟人才培养为向度，提高涉东盟国家司法程序与证据规则运用能力，侧重培养熟悉东盟邻国法律、具备跨境协作能力的人才。内陆地区可聚焦跨区域协作，以“一带一路”人才培养为向度，依托毗邻多国多地区的区位优势与通商口岸条件，深化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执法司法协作，侧重培养通晓欧亚法律、服务沿边沿线开放的人才。
（三）善用涉外资源实战实训平台与数智赋能
1.拓展国际交流与实战平台。一方面，要加强与国际组织、涉外政府部门、涉外审判机构、涉外仲裁机构、国外大学等单位开展深度合作，为涉外检察人才提供跨文化、跨法域的学习实践机会，培养国内法与国际规则之间的转化适用逻辑。另一方面，要用好用足最高检作为16个双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中央联系机关这一平台资源，输送前期培养的涉外检察人才参与重大涉外案件办理、国际司法协作、多边谈判等实战任务，依托国际多边双边合作框架打造涉外检察实战培养链条。
2.推动数字赋能与实训融合。一方面，要做强系统性、专业化涉外学习资源应用支撑。深化涉外检察数字工程建设，用好搭载有国际司法协作数据库、涉外法律法规信息库、涉外专家人才库等的涉外检察信息化综合平台，提升“具有充分的涉外法律知识、能够熟练运用涉外法治方法解决问题、对涉外法治应用场景的适应性三方面的能力”。另一方面，要打造实时性、数字化培养多模态系统。以AI技术为支点，打造涉外检察人才教研新范式，通过利用VR/AR技术还原模拟跨境取证、国际庭审、多边谈判等场景，逐步提高应对涉外复杂法律问题的深层次处理能力。
（作者单位：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
